古琴文化的当代意义
人，生活在文化之中，是文化锻造了人们存世的感觉。现世有很多未知的困惑，实际上有可能就在逝去的、或那些行将逝去的文明中找到一些答案，往往是那些雪泥鸿爪、吉光片羽的历史印痕就可能为我们理解某些窘迫的现实困境凿开一扇混沌的天窗。我们这里所要谈论的“中华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起到了这样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她化成天光一泻的智慧精灵，引领我们走进中华审美文化之门。
“乐先礼生，亦先礼坏。礼乐既亡，纪纲斯败。秦火烬余，乐惟琴在。”这几句出自琴人李静《祭九嶷先生》的题诗可以说是意味深远。
众所周知，“礼乐文明”不仅是酝酿中华文明的温床和创生的根基，同时也是与她共生的主体精神命脉。从形式上说，“礼乐文明”具体表现为“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从本质上说，她化为一种贯通各种艺术中的本体精神，体现出“乐”的核心地位，从而以“琴”为代表，在华夏儿女的心目中具有了一定意味，进而以“琴、棋、书、画”的审美化方式为人生涂上一层浓浓的亮色。
中华琴文化源远流长，其内涵博大精深。若从“琴器”一“琴艺”一“琴学”一“琴道”的历史演进轨迹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艺”（从属于“六艺”，而不是后来我们所谓的纯艺术）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琴、棋、书、画”也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内容。这时，为首的“琴”既是一种娱乐身心的工具，同时还有着更为内在的文化意韵。也即是说，她不仅是个体修身养性的武器，其中还渗透有一种发自远古的“乐教”精神。因此，“琴”
并不简单就是一种乐器而已，而是某种文化之“道”的转换策略，具有一种“无用之大用”（鲁迅语）的特点。我们知道，在中华文化传统基本没有断流的条件下，以“实践理性精神”（李泽厚语）来对待
日常生活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潜含着一种发端自原始“乐舞精神”的审美的人生意味。于是，华夏先民们就自觉不自觉地于无形中形成了由“六艺”和“琴、棋、书、画”而开始的“修身”之途，继而去勉力实现主流文化那“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如果明确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琴“器”本身，而应该将她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审视，也不能简单地将“琴文化”进行工具化、技术化、狭窄化理解。说起来颇感吊诡的是，本应该活跃于生活中的“琴”现在却成为我们申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不知道这到底是中华文化之幸呢，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悲哀？
“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士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将生活方式艺术化，艺术行为生活场景化的真实写照。其实，古人们的弹琴、吟诗、下棋、作画并不是他们的专职，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雅兴，源于在游戏中防止“畸趣”现象存在的真实想法，这或许就是一种典型的“寓教于乐”方式。例如，宋代哲学家邵雍有一首诗，叫做《古琴吟》，其中颇有风趣：
长随书与棋，贫亦久藏之。
碧玉凿为轸，黄金拍作徽。
典多因待客，弹少为求知。
近日童奴恶，须防煮鹤时。
可见，“焚琴煮鹤”在文化人看来简直就是一种“俗不可耐”的败兴之举。所以，引导大众的文化趣味走向一个可能更为健康的方向，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雅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之
中，并通过身同感受的玩味来达到一种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无意识认同，进而意识到生命的意义，这实际上可能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一种现实人生的情感体验，并从中熔铸一定的思想感悟。他们往往并不是超验地单纯追求一种所谓“为审美而审美”的人生价值，而是注重在生活中强化品位，品味一种文化的人生，就要在那雪泥鸿爪、吉光片羽中锻冶出审美感受、人生体验与价值意义。文化，只有相对于个体的生命，才具有情感意义，也才不是死寂的。正因为有了人类生命对它的深度挖掘，她才不断显现出充盈的生命力。因此，文化的意义和终极价值就在于激活现实生命个体的情感因素，“中华琴文化”就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传说中孔子随师襄学琴的故事就很有启发。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师襄子日：“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日：“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日：“夫子可以进矣！”日：“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有间，复日：“夫子可以进矣！”日：“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 人也。”有间，复日：“夫子可以进矣！”日：“丘已得其人 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日：“邈然远望，洋洋乎！翼翼乎！ 必作此乐也！黯然而黑，几然而长，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师襄子避席再拜日：“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